“我黨中央工人部在調查武漢紡織業迅速衰落的原因裏談到：工會勢力過於龐大，工人紛紛怠工，無病也要求帶薪休假，管理者則不敢有一句異言，以至於商人紛紛歇業，以避工人之鋒。”

“在起初，人們都期求我黨設辦法，就是政府都並不直接去幹涉工人。我黨在當時責無旁貸答應負責這些事，但我黨未能改正這些事，而且連阻止這些事的發展，都未作到。這就使人們都上了另外的路途。反革命從而大施陰謀，利用來組織反革命的暴動。我黨要來阻止工人這些事，又因為說服得不夠與采取強迫辦法（與逮捕工人），就不能不引起了工人的反感，大大的喪失了工會與黨的信仰。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滿於工會與黨，另一方面我黨黨員及其他的許多人又責備工會與黨……”

梁啟超家書：

“思永來信所講的流傳於青年當中的社會主義政治觀點，這種心理無怪其然，連我都有點如此，何況你們青年呢？其實打倒作惡的地方軍閥，不能不說有他們的一點功勞，我們雖然想做而做不到，人家做了我們當然讚成，但前途有光明沒有呢？還是絕對的沒有。他們最糟的是鼓動工潮，將社會上最壞的地痞流氓一翻，翻過來做政治上的支配者，安分守己的工人們的飯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爛了。商業更不用說，現在漢口、武昌的商店，幾乎全部倒閉。失業工人驟增數萬，而所謂總工會者每月抽勒十餘萬元供宣傳費（養黨人），有業工人之怨恨曰增一日，一般商民更不用說了。”

“……眼下各地凡是作惡的地方軍閥，離末日都不遠了，不覆成多大的問題；而中國布黨人之不能把政治弄好，也是看得見的。之所以如此，其最大致命傷，在不能脫離藍寧（即列寧）之第三國際的羈絆，布黨黨眾所至之地，所有地痞流氓一入黨即為最高主權者，盡量的魚肉良善之平民。現在兩湖多地之中等階級，已絕對的不能生存，若全國都象他們那樣的搞法，則全國生產力不久便須涸竭到底，前途真是不堪設想。若我們穩健派不拿起積極精神往前幹，非惟對不起國家，抑亦自己更無立足之地了。”

“我素來接受‘政治革命’，但堅決排斥所謂的‘社會革命’，此次在國務總理任上，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，一心致力中國走一條‘社會改良’的道路。而要走通這條‘社會改良’之路的關鍵，是一個‘中等社會’的存在。因為一個國家的進步和強盛，靠的是富人而非貧民，在經濟發展方面尤其如此。我曾為自己的‘富人’概念作了一個定義：排除了那些‘剝削兼並他人之所有以為己肥，乃窖之而藏之’的剝削者之後，所餘存的‘中等社會’（頗類似於今天所謂的‘中產階級’）。我主張先在中國造就一個‘中等社會’，然後再由這部分人去發動社會改良。”

“如今‘中等社會’的建設發展初見成效，而近來耳目所接，卻都是不忍聞不忍見的現象。自布黨轉移入外省之後，河南、山東等地人民簡直是活不成，湖南、四川也有不少地方的人民深受荼毒，若任由此種惡勢力於地下蔓延全國，那中國真就成了活地獄了。不惟徐世昌大總統頭痛，連我們這些想做實事的也頭痛。總而言之，布黨受第三國際訓練，組織力太強了，現在真是無敵於天下。我們常說：‘他們有組織，我們沒有組織。’誰知左舜生給他的朋友的信（我親看見的），說的也正是這兩句話。據傳吳子玉軍中亦有布黨分子活動，前日曹仲珊到京，我和他談及此事，他還安慰我道：‘不要緊，他們掀不起大浪，軍隊都在我們手裏。’不錯，現在南方軍人確非屬布派，但若長此下去，他們將來必倒在布派手上無疑。”

“現在中國的不少地方，只是工人世界，‘知識階級’四個字已成為反革命的代名詞。（河南四川陜北多地大小公私學校完全封閉，都是以‘改組’名義封閉，但開學總不會有期。）而所謂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，看著大好的生產事業都要停止，真是令人難過。將來我們受苦的日子多著哩，現在算什麽？我們只有磨煉身心，預備抵抗，將來還可以替國家做點事業，教小孩子們也要向這條苦路進行。”

“今日下午消息很緊，恐怕北京工運學運的變化意外迅速，朋友多勸我早為避地之計（上海那邊如黃炎培及東南大學穩健教授都要逃難），因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們這些人過不去，是顯而易見的。我更恐北京一旦有變後，京、津交通斷絕，那時便欲避不能。我現在正在斟酌中。本來擬在思永學校放暑假前作一結束，現在怕等不到那時了。……現下南方最鬧得糟的是兩湖四川偏遠之地，比較好的是浙江。將來北方怕要蹈兩湖覆轍，因為窮人太多了，（其實湖南江西浙江等省一般人生活狀況還好，所以不容易赤化。）我總感覺著全個北京將要有大劫臨頭，所以思順們立刻回來的事，也不敢十分主張。但天津上海之遭劫，總該稍遲而且稍輕。你們回來好在人不多，在津寓或可以勉強安居。還有一種最可怕的現象——金融界破裂。我想這是免不了的事，很難捱過一年，若到那一天，全國中產階級真都要餓死了。”

中國青年黨《醒獅》雜志（1922年9月，第二號）：

“……農民大量棄地逃荒，究其個中原因，與布黨黨眾借勢煽動底層貧民搞的‘平糶阻禁運動’有密切的關系。該運動的本意，是底層貧民擔憂一旦遇上青黃不接的年份，省內糧價暴漲，進而威脅自己生計，故而以農民協會的名義，禁止一切糧食出境。這種措施既然是貧農自己所定，本來理應對貧農有利。但實際卻不然。措施最先損害的便是佃農、自耕農的利益，其後才是中農、富農和地主們的利益。因為這些農民，都有在市場上自由出賣糧食的需求，然‘平糶阻禁’之後，糧食不能在豐收與荒歉之間流動，導致其價格極低，種地反成了虧損之事，政府催還田賦，地主即推谷賣不出去，政府對此也無計可施；無力抗拒政府催賦的自耕農和佃農，則紛紛拋荒或違背租佃契約逃走。佃農、自耕農們放棄種地之後，糧食大量減產，貧農們美好生活的願景自然也落了空——更嚴重的是：貧農們這樣鬧，將糧食控制在省內，不許外運，導致鄰省駐軍的補給都出現了問題，激起了軍隊廣大士兵的憤怒。”

“而貧農們之所以能夠將‘平糶阻禁運動’付諸實施，是因為他們掌控了農民協會。據時人的調查，農民協會不僅參加鄉村統治權，而且在一些偏遠地方還取代政府，實行所謂的‘農協自治’，執行司法行政大權，獨裁一切，遂成為一個農民專政的機關。不但鄉村的一切權力歸農會，並且已經進一步蠶食、幹預縣政府，幾乎所有的農民問題都要交給農會，工人問題要交給工會，學生問題要交給學聯才能解決，而縣政府則門可羅雀，簡直等於一種裝飾品。可以毫不客氣的說，由於布黨的煽惑，一些地方的統治權在城市確已轉到了工會，在鄉村中確已轉移到農民協會手中。”

“尤為值得註意的是：此次遍及多省之農民運動，雖然由布黨包辦，但發動起來之後，卻已不受布黨的控制。在農協會的旗幟下，起來了的農民已近百萬人，但絕大多數的農民協會，都不在布黨的控制之下；許多則直接落入了地痞流氓手裏，成為社會危害。輿論批評洶湧而至，以至於農民協會不得不做出對各級農協進行‘洗會’的決定。”

“該決定主要提出兩點要求：一、為使真實農民意見，在各級協會中充分表現，鄉農協執行委員須絕對是耕田農民、專營手工業者，或體力勞動者亦可，其他的分子，尤其是地痞流氓，應嚴加淘汰；二、區農協執行委員五分之三須屬真實農民，專營手工業者，或體力勞動者亦可，五分之二則屬於有職業的知識分子，或是行動上表現為農民謀利益的人。帶有流氓地痞性質的人，即應嚴厲防止，以免擾亂農民組織；該決定試圖補牢於亡羊之後，但這次整頓卻沒有被嚴格貫徹下去，中途流產。農民協會這一事物，因其失控，也越來越被人所詬病。甚至於其黨內亦有悲觀失望者，其領袖何向仲亦曾言：‘照他們這樣胡鬧，中央只好關門，還革什麽命！本席可以大膽說一句：農民協會是一個空前的錯誤，黨內眾同志都應該明明白白承認的。我們看，農產品被摧殘完了，工商業家都打得跑光了。上不要中央，下不要人民，還革什麽命！’”

梁啟超家書：

“近來連接思忠的信，思想一天天趨到激烈，而且對於工運農運學運之勝利似起了無限興奮，這也難怪。本來中國十幾年來，時局過於沈悶了，人人都厭倦到極，想一個新局面發生，以為無論如何總比舊日好，雖以年輩很老的人尚多半如此，何況青年們。所以你們這種變化，我絕不以為怪，但是這種希望，只怕還是落空。”

“我說話很容易發生誤會，因為我向來有那些歷史在前頭，更何況又為進步黨領袖。其實我是最沒有黨見的人，只要有人能把中國弄好，我絕對不惜和他表深厚的同情，我從不采那‘非自己幹來的都不好’那種褊狹嫉妒的態度。……如今中國受病的總根源，在於把社會上最下層的人翻過來握最高的權。我所謂上層下層者，並非於富貴貧賤等階級而言，乃於人的品格而言。貧賤而好的人，當然我們該極端歡迎他。今也不然，握權者都是向來最兇惡陰險齷齪的分子，質言之，強盜、小偷、土棍、流氓之類個個得意，善良之人都變了俎上肉。這種實例，舉不勝舉，我也沒有恁麽閑工夫來列舉他。……總而言之，所謂工會、農會等等，整天價任意宣告人的死刑，其他沒收財產等更是家常茶飯，而在這種會中，完全拿來報私，然他們打的是‘打倒土豪劣紳’旗號，其實真的土豪劣紳，早已變做黨人了，所打者只是無告的良民而已。”

“……近來各地方軍閥們已不堪布黨的逼迫，此前已經翻過臉，宣言‘討赤’，而且殘殺的程度比北方厲害多少倍。同時布黨勢力範圍內也天天殘殺所謂的‘右派’。（前面那幾張紙都是十天以前陸續寫的，現在情形天天劇變，很有些成了廢話了。）據各方面的報告，最近三個禮拜內雙方互鬥，軍閥殺布黨，布黨殺軍閥——明殺暗殺合計——差不多有數千人送掉了，中間多半是純潔的青年。可憐這些人稀裏糊塗的死了，連自己也報不出帳，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，更不用說了。尤可駭怪者，布黨內部自己的左右派也火並起來了！而且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勢，而為達自己的目標，其各各又分頭去勾結地方軍閥！說軍閥固然不要臉，那麽這‘黨閥’還象個人嗎？早知今日，又何必當初？可見所謂什麽為主義而戰，都是騙人的勞什子，現在揭開假面孔，便原形畢露了！”

“……思永來信說很表同情於布爾什維克主義，我看了不禁一驚，並非是怕我們家裏有布黨分子，實在是因為看見象我們思永這樣潔白的青年，也會中了這種迷藥，即全國青年之類此者何限！真不能不替中國的前途擔驚受怕，因此越發感覺有做文章之必要。你們別要以為我反對共有主義，便是讚成資本主義。我反對資本主義比布黨還厲害。我所論斷現代的經濟病態和共有主義同一的‘脈論’，但我確信這個病非‘共有’那劑藥所能醫的。我現在開出的是另外的方子（這方子是進步黨內集思廣益的結果，不是我一拍腦子想出來的），這方子也許由中國先服了，把病醫好，將來全世界都要跟我們學，我自擔任國務總理以來，便一直在照這方子給中國抓藥。思永不是經濟學專門家，當然會誤認毒藥為良方，但國內青年象思永這樣的百分中居九十九，所以可怕。我想說的，是多給我一點時間，等我的方子出來實效後，看可以挽回多少罷。”

《自由中國》雜志（1922年10月）：胡適論《通往奴役的道路》：

“……那時候我與這位朋友所講的那些人有同樣的錯誤（信奉社會主義）。現在我引述一句。在那一段時間裏，我還經常對我的學生們說：‘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。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。’我當時講了許多話申述這個主張。現在想起，應該有個公開懺悔。不過我今天對諸位懺悔的，是我在那時與許多知識分子所同犯的錯誤；在當時，一班知識分子總以為社會主義整個潮流當然是將來的一個趨勢。我自己現在引述自己的證據來做這個懺悔……”

“現下共有主義思潮的泛濫可以說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，什麽教訓呢？這以可分三層說：第一，空談好聽的‘主義’，是極容易的事，是阿貓阿狗都能做到的事，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。 第二，空談外來進口的‘主義’，是沒有什麽用處的。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，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。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。單會高談某某主義，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、不去研究病人的癥候，如何能有用呢？ 第三，偏向紙上的‘主義’，是很危險的。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之徒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！羅蘭夫人就曾說過，‘自由自由，天下多少罪惡，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！’而現在我們應該醒悟了，一切好聽的主義，都有這種危險！”

“我因為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，所以我還是用一句兩年前的老話奉勸新輿論界的同志道：‘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！’更進一步說：‘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，那個問題如何解決，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的新奇，那種主義如何的奧妙！’”

“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，真是多得很。我們不去研究工人農民商販的生計，卻去高談社會主義；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，家庭制度如何救正，卻去高談‘公妻主義’和自由戀愛；不去研究地方軍閥勢力如何解散，不去研究南北經濟差距問題如何解決，卻高談無政府主義；我們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，‘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。’老實說罷，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！現在這夢已經讓血浸透了，醒醒吧！省省吧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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